皖西报成就了我

作为老报人的我，衷心祝贺《皖西日报》复刊30周年!可要写一篇回忆文章着实为难。因为我在《皖西报》工作不足一年半时间，我只能从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怎样踏进《皖西报》这个神圣的党报殿堂、从而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事说起。

说来话长。本人故地寿县李山杨郢子，1962年初中毕业后即回到一穷二白的家乡务农。当年初秋的一天，想改变现状的几位初中毕业的同学，合计到省会合肥去碰碰运气。由于家乡地处偏僻，别说乘车前往，就连像样的道路都没有，各人带上够吃两天的干粮，凌晨出发步行一百多里赶到了合肥，在空旷的汽车站里熬到了天亮。那时的合肥虽然很小，但有楼堂馆所，有汽车火车，有电灯电话可这些与我们几个小屁孩有啥关系?谁也不认识，两眼一抹黑。转悠了两天，干粮也吃完了，身无分文，只好连夜原路返回，如泄了气的皮球。认命吧!

1964年初冬，国家征兵开始了，没迟疑我就报了名，在体检量身高时，我踮起脚跟才达到一米五，勉强过关。年底，入伍新兵被一闷罐火车拉到了辽宁海城，我被分配到驻庄河县一个山头上的高炮连，先后担任二炮手、通讯员、班长，1966年2月入了党。同年下半年，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69年3月我退伍返乡继续务农。

1969年秋季的一天，所在公社领导召见我，说县里指示各公社都要筹办广播站，听我叔父说我有文化，是身强体壮的退伍军人，又是党员，请我来干，农民身份不变，待遇每月30块钱，可从家中带粮交公社食堂兑饭票。

我虽不懂广播，可边干边学呀，毕竟这是锻炼自己的机会。由于县、社的支持，从竖杆拉线到采购器材，李山人民公社广播站还真的建起来了，后又增加了人手正式开播了。

1970年秋，寿县决定兴建瓦东大井水库，我随李山公社水利大军前去参战，要我在工地上负责宣传，以鼓舞士气。一天，领导对我说，接到县里通知，每个公社要选派一人参加寿县第一期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李山就你去吧。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学习锻炼的机会。

培训班的地点是在县里一个大会议室还是一个中学的教室里记不清了，大约六七十人济济一堂。特别听说是由《皖西报》领导来亲自授课，格外兴奋，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记者啥样，何况是管记者的呢，翘首以待。

我叫汪言海，不是社领导，在皖西报担任经济组组长，受报社委托，今天来给同志们讲些新闻业务，欢迎各位以后踊跃为皖西报投稿。又是热烈的掌声!他年轻干练，说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时而和颜悦色，时而严肃认真，说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从新闻的基础理论讲起吧，什么是新闻、有哪五要素、采访写作的基本要求，以及《皖西报》的定位、当前宣传要点、内设机构等大致情况。课讲得生动活泼，学员们觉得很新鲜，一致叫好。会后发给每人一册由《皖西报》主办的《通讯》。听说是汪言海同志亲自背来的，好感动。

按照培训班的安排，报社授课后，学员们须分头到社队去采访，每人要交一篇新闻作品，体裁不限，由县里审阅后向《皖西报》推荐。

什么，叫我们下去扯谎(采访)，还要写出来上交?一位学员不解的问，引起一片哄笑。

我也是听了汪组长的讲课后，才知道新闻采写的一二三，从未实践过，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学员们分组下去，我们一行被分到县郊的菱角公社，自然条件在全县算好的，但也常遇旱、涝、虫等灾害，由于这里的社队干部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良种选留、及时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亩产水稻在全县最高，社员干劲足，收入也较高。公社领导介绍经验时一套一套的。我好像只记下几条经验，几组数字，也没敢多问，返回后就琢磨写什么、怎么写，一脑浆糊，一夜未眠。

次日，重新翻阅汪组长讲课时做的断断续续的记录，再联想菱角公社咋能夺得粮食稳产高产的?

为此，我吭哧几天写了篇似新闻非新闻、似评论非评论、观点鲜明、层次不清的稿子，标题叫着《条件能转化 人红地高产》，多革命、多辩证呀!没有肩标也没有副标，送交县宣传部门后即返回水利工地继续干本行。

两个月后的12月8号，李山公社党委书记喊我到他办公室，说接到县里通知，要我10号到六安《皖西报》社报到，问我去不去?我半天没转过神来，试着问：去皖西报干什么?他笑着说：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好像是干土记者，农忙时回乡干活，农闲时去当记者，叫社来社去，后天就要去报到，你想好，愿去就去，不想去就在公社里干。

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比起参军入伍、进培训班，这次机会更为难得。再说，可先去试试看，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回来，自己也没啥损失。

12月9号，我挎上从部队带回的小黄包，上面还用红绒线绣了个大忠字，包里仅装一条毛巾和牙具，先赶到县里开个介绍信。这时，听说我写的那篇作品被《皖西报》采用了(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至今我也没有看见过)。10号乘车到六安后找到了报社，巧的是寿县另一位来报到的胡梦彪同志与我同车，但互不认识。报到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我敬仰的汪言海同志，他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通过谈话解开了我们心中的谜团。

原来，是六安地区革委会根据《皖西报》发展需要，决定从所属县里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报社，以改善皖西报社这一知识分子(当时俗称臭老九)成堆地方的人员结构，叫做掺沙子，进来的同志不是社来社去的土记者，而是正式的新闻工作者。这次分别从寿县、肥西、霍邱等县调入7位同志。我幸运地分到了经济组，受汪言海组长、李本义副组长直接领导，同时接受刘家松、熊梅林、鲍远大等老师们的真诚教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至此，一个初中生、农民、退伍战士的我，在《皖西报》社的召唤中，实现了华丽转身!

时任总编辑高立堂向我们新来的同志介绍了《皖西报》光荣的历史、内设机构及担负着的宣传任务。他鼓励我们说，你们年轻，根正苗红，要坚持政治挂帅，尽快熟悉社情，提高新闻业务能力，干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和报社的期待。

压力山大。政治挂帅似乎虚的容易些，可新闻业务能力是实的，不是想提高马上就能提高的。

这之前，我除了听了一堂汪组长的新闻讲座，胡乱写了篇不伦不类的稿子外，从未接触过这个行当，连报纸都很少看到过，当时真的不知所措。好不容易转身了，打道回乡又不舍，咋办?只有横下心来。没有退路找出路，勤能补拙，抓紧补课，勤学苦练。为此，我从社资料室借些专业书籍吸收理论营养，同时向组长和老师们请教。

记得当时与我同来的沈章余、李新民同志住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间平房里，我在六安也没有多少亲朋好友，除了上班时间尽力干事外，利用午休和晚间一人跑到办公室，将两位组长放在桌子上已编审的稿件，一篇篇地研究，看看他们是怎样编辑的、为什么这样改，反复琢磨，周而复始，自觉有明显收获。但毕竟文化太低，底子太薄，虽经一年多时间的磨砺，但离一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仍相去甚远。因业务不行，领导很少安排我外出任务，交编的稿件大都须他们重新修改，好在编辑部上下对我没有指责，没有讥讽，多的是关心、教导和帮助，感到好温暖。

1972年春天，大自然照常给人们以温暖和希望，可对安徽各地的十几家党报，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根据上级要求地市党报全部停刊!报社上下议论纷纷，却又无奈。好在上头承诺，其正式工作人员一律待岗，等候安排。

3月中旬，《皖西报》正式停办。

从1970年12月至1972年4月，是我们新进皖西报社的几位兄弟工作和生活的全部时间，短暂而充实。回首梳理，思绪万千，自觉收获满满：亮丽的身份，领导和老师们的真诚教化、新老同事间的深情厚谊可我为召唤我华丽转身的皖西报社、为恩师和同事们又做了些什么?至今想不起值得一提的事来，汗颜!

众人待岗期间，传说安徽日报社趁地市党报停办之机，要选调一批新闻人才充实自己的队伍，大家都在猜谁谁谁有可能。反正与我无关，我想。

做梦也没想到，从皖西报选调安徽日报的5位同志中居然有我。曹润华、刘之基、汪言海、杨玉美四位同志当之无愧，我呢，有点兴奋可更多的是恐惧，干地区报都不胜任到省报咋干?这是单位推荐的还是省报来的人看走了眼，不得而知。

人生是短暂的，谁不想活出个人样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回想自己在《皖西报》期间，除新闻业务是我的短板外，自认为其他方面表现尚可。持续长处、加长短板是我明确的目标。得到组织如此的厚爱，我应倍加珍惜，奋力前行。

1972年5月初，我们5人都奉令上任了，刘之基、汪言海同志留六安，在省报驻六安记者站工作，其余到编辑部，我被分配到农村组任编辑。1975年，报社保送我到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了三年书，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从1982年始，我先后担任农村部、记者部(进了安徽日报编委会)、高级记者组、文摘周刊负责人，其中1993年经中宣部专家组评定为高级记者职称，2002年7月，被省委宣传部评为省直宣口四个一批(第一层次)拔尖人才，2005年8月光荣退休。

续上这段光明的尾巴，目的只有一个：本人虽没能成就什么大的事业，可自觉没辜负尊敬的《皖西报》对我的召唤、栽培和期望，没给您抹黑。我非常感谢皖西报社给我以后的发展提供的机遇。可以说，没有皖西报社，就没有今天的我!

如今的《皖西日报》社已今非昔比，祝您乘风破浪，与时俱进，不断续写新的辉煌!（杨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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